还有部分网民直言

2020-06-13 05:58

在网民“李-建广”眼里,睢宁的做法,有几点不得不深思:“得分扣分,标准谁定?信用等级还是人的等级?道德绑架还是诚信创新?说到底,信用体系是为了市场、保障自由和服务人民而设的,万不能借信用之名、行管制之实。”

对这一褒贬不一的改革举措,究竟该如何完善与匡正?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发现,“去政府化”和增加公众参与,是舆情中对睢宁社会信用体系提及较多的两点建议。

还有部分网民直言,从评级规则看,部分条款的设置“仅是为了政府方便治理”。网民“信用管理部-姜超”说:“制定的相关规则,其约束内容多数是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的,所有不利于政府管理的行为,都会扣分。这是把社会信用体系,变成了‘政府治理模式’。”

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发现,从媒体报道看,这一体系4年来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,也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。

争议之一是,政府是否有资格将民众划分等级,并将社会公共服务作为奖惩的手段?

比如,“慢慢闲逛的蜗牛”就认为“睢宁是在建立信用评级制度的探索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”,尽管“也许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”。

“英美等国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,一般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去运营管理。政府部门可以参与,但不应该是主导者。”“信用管理部-姜超”这样建议。

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,围绕睢宁模式的争议,被京华时报的评论总结为“现代社会信用系统”和“传统的政府治理”两套逻辑的杂糅。

“逆来顺受的才是良民,敢揭露政府不足的就是刁民?”网民“踏雪寻尘”认为,如果后者因此在入学、就业、低保、社会救助等方面,享受不到正常待遇,此信用等级的标准就十分可疑。

争议的另一个焦点,是奖惩标准的设置。比如在睢宁社会信用体系中,“招商引资”能加分,“围堵冲击党政机关、企业、工地、缠访、闹访”、“利用网络、短信诬告他人”等,则会扣分。这让不少网民将睢宁政府的做法解读为“发放‘良民证’”。

网民“永远的大武”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。他说:“市民纳税供养政府,政府受雇服务于市民。本应是市民为他们的政府雇员打分评级,反倒成了政府利用手中的公共管理权力,为主人评分评级。”

网民“温情”则用一系列反问句,表达了自己的赞同立场:“这个制度不好吗?你闯红灯了不该扣分?你做好事不该加分?你考试作弊不该扣分?你参加公益活动不该加分?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观日趋下降,这样的模式至少在形式上会起到约束作用。……这种利大于弊的事情,不知道那么多网友在害怕什么呢?”

该评论称:“将维稳与信用评价结合起来,将政治待遇与公共权益结合起来,这等于在睢宁的社会信用系统上打上了‘中国式’标记,让人们很难以单纯的眼光看待它。”

时任县委书记王天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政策目的是用大众信息公开和大众信用评级,来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。他认为,失信成本太低,已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,使社会价值观的底线濒临失守。只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,才能清除盲区、堵塞漏洞,最终实现“一处守信,处处受益;一处失信,处处制约”的良性局面。

但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,与4年前一样,持上述观点的网民并不在多数。一份来自新浪网的网络调查显示,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66.5%,对睢宁此举持“不赞同”态度。

“大家把‘信用评级’和‘三六九等’画上了等号。信用评级理论上大家的起点应该都是平等的,现在就是缺少了信用体系,才使得那些诈骗、碰瓷笔笔皆是。”网民“秋风加细雨”建议,“不过,这么重大的事项让政府单方面来制定规则、监督规则,显然不科学。公信力缺失、听证程序缺失,才是大家反对的真正原因。”

但4年后,此改革一经媒体再次“聚光”,仍逃不出舆论浪尖的命运。

这一肇始于2010年的改革,政策初衷是为了改善民风。据新华社报道,睢宁全市114万人每年根据分数,会被划为abcd4个信用等级,然后享受不同的“社会待遇”。比如,a级者在入学、就业、低保、社会救助等方面,会得到优先照顾。